从大芬美术馆看公民建筑走向
摘要：谁都看到了，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大工地，我们的国家同样是一个大工地。近30年来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必将是同样的场景。由建筑带来的声音与视觉冲击成为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感受。不管是有意与无意，由各种迅速、疯狂生长的建筑所构成的城市景观，已不仅是...
大芬美术馆和作为媒介的中国建筑
主讲：赖德霖
时间：5月29日
下午2：30-5：00
地点：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建筑三十年
主讲：孟建民
时间：5月29日
下午3：00-5：00
地点：关山月美术馆
谁都看到了，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大工地，我们的国家同样是一个大工地。近30年来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必将是同样的场景。由建筑带来的声音与视觉冲击成为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感受。不管是有意与无意，由各种迅速、疯狂生长的建筑所构成的城市景观，已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那么我们认真地去打量过一幢建筑没有？我们有没有闲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城市环境、城市中各个建筑的关联？建筑是如何在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城市中的各种开挖是合理的吗？是公民建筑吗？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在当下的环境中，都在想些什么问题？为甲方服务的同时，能否更多地考虑建筑的公共属性，植入自身的理想，使建筑起到作为人与城市之间媒介的作用？
如果你想找寻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或许建筑学者、中国美术史专业博士、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助教授赖德霖与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孟建民能为你提供一些解答与启发。今天下午他们将分别在何香凝美术馆与关山月美术馆讲建筑。赖德霖以大芬美术馆为例谈论作为媒介的中国建筑，孟建民讲深圳建筑3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他们对中国建筑的观察与思考，或许能给关注自身生活品质与城市未来发展的你，些许启示。
1 由大芬美术馆的外墙界面引发的思考与联想
赖德霖的话题是从大芬美术馆开始的。两年前，他来到深圳观看了大芬美术馆，他被大芬美术馆的外墙设计所吸引。这种对外墙的开放式的利用与设计理念引发了他的思考与联想―――
“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讲，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墙面设计的立意，即它不仅是空间的边界，还是媒介。这个墙面所具有的‘媒介性’需要放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城市视觉文化的背景里去理解。具体而言，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对于墙―――一种具有媒介特点的载体、公共领域和空间资源―――的争夺、控制与利用。而大芬美术馆对墙面的使用体现了建筑师希望公众参与的态度，对该设计的批准也反映了深圳市政府对于这种态度的认可。这个设计也令人重新思考前卫艺术与所谓的‘媚俗’艺术的关系。”
也就是在2008年5月，大芬美术馆被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杂志授予“中国最佳建筑”奖，12月还在本报举办的“中国建筑传媒奖”的评选中获得提名。赖德霖引用了饶小军教授在“中国建筑传媒奖”时对大芬美术馆的评语―――该项目具有强烈的现实社会意义……试图从一个侧面促成当代艺术的介入，并通过这一公众设施将周边的城市肌理进行调整，在功能上把美术馆、画廊、商业、可租用的工作室等等不同功能混合成一个整体，使日常生活、艺术活动与商业设施混合成新型的文化产业基地。正如都市实践所秉承的设计理想，认为“建筑是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主动力，建筑师应该站在社会进步的前列，力图为新世纪建筑和城市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新的解决办法”。该作品很好地体现了本项杰出建筑奖所倡导的“关注建筑的社会意义及人文关怀”的理念―――以示对此次理念的认同。
在赖德霖看来，不同于精英的、纯粹的和排外的表皮，按照建筑师的预想，大芬美术馆的外墙将是一个政府与公众、建筑师与艺术家之间互动交流的空间，它体现了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借用格林伯格的概念，大芬美术馆的建筑设计或可被视为一种精英式的前卫艺术，而将由当地艺术家填充的油画复制品则是所谓的“媚俗艺术”。在这里，前卫艺术与“媚俗艺术”共容、平等相处。大芬美术馆：自觉地作为媒介与载体，在表现自己的同时也主动地允许使用者和公众的表现。这种关系不是占领，也不是争夺，而是自觉地将公众的表达当作自身实现的一个有机部分。他觉得这在国内的建筑设计中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不管建筑师是有意或无意的。
2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比建筑风格重要
然而放眼国内的建筑，像大芬美术馆这样“自觉地将公众的表达当作自身实现的一个有机部分”的设计有多少呢？赖德霖很自谦地说，凭他对国内建筑较少的接触，没有看到有其它类似的。建筑评论家史建也认为大芬美术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案，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大芬美术馆的设计人之一、深圳建筑师、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同样表示，他没有看到相同的案例。他认为，大芬美术馆是为大芬村量身定做的，只对大芬村有意义。因为其城中村与油画产业的特殊题材，他们在设计时，就在向自己提问，这个美术馆的作用是什么？它能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什么？它要展出什么？美术馆如何跟村子产生关系与联系？
在孟岩看来，大芬美术馆这样一个相对于大芬村来讲的天外异物的植入，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它要让当地人接受，没有隔离与割裂感，成为当地人一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然而美术馆没有藏品，美术馆自身并不形成一种支撑，因此他们才很理想化地设计了与村子连通的天桥，试图让外立面作为当地画工作品的展示空间，使大芬村自身生态有机会展示，外立面使美术馆活起来。孟岩说，这其实也是受大芬村本身的启示，因为他们在调研时发现大芬村里的墙面有画壁画的，而且大芬村每年还举行临摹大赛，获前3名的画工有机会获落户深圳的奖励。这也就是他们想让当地的画工与美术馆有直接联系的出发点。
赖德霖对这种在建筑设计中去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很是认同。在他的经验与视域中，他感觉中国建筑设计者发现问题的能力比较欠缺。他并不像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那样认为“风格的缺失是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的问题”，他觉得当代中国建筑设计更紧要的是去发现与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强调一种风格。
孟岩从自身的体会，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太粗糙，不只是缺好的建筑，更缺对城市性的审读。当下中国更多的是在造房子，而不是在做建筑。建筑能做比造房子更多的事情，它可以去改造环境，它可以是城市装置去触发事件，给城市带来效果，也引发人们去关注与思考城市与建筑的关系。然而，他也认为，建筑是好看还是难看，当下没那么关键，因为跟生活没直接的关系。而一个城市更应该去考虑的是环境的宜住性。
3 美术馆与城市肌理连接仍处在缺失状态
大芬美术馆只是深圳建筑或者说中国建筑的一个个案。在赖德霖看来，它比较难成为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方向。中国建筑要走向公民建筑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以大芬美术馆为例，当初建筑师的设想落实了没有呢？赖德霖提出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大芬美术馆建成已经两年。两年来，我并没有与建筑师就这一问题进一步交流，因为我想避免观察者对于观察对象的干预。我在观察这个被设计师预想，同时已经成为公共媒介的墙面在建成以来的使用情况。一个我所关心，也是建筑师提出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媒介和空间资源，大芬美术馆的外墙将会被谁用？这个最后的一笔加了吗？谁加的，加了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大芬美术馆的外墙依然是空的。设计师预想的公共参与并没有一项项坐实。连通外界与社区的天桥仍然是封闭的，美术馆的围栏没有打开，原来设想供居民休闲的屋顶庭院，被改做了办公室功用。美术馆4点半下班以后，就全封闭了，保安把美术馆看得死死的。孟岩觉得，这是美术馆的管理达不到预期，仍然以传统的美术馆概念把它当作一个艺术殿堂在把守。美术馆与城市肌理的连接仍然处在缺失状态。它目前的状态，仍然像一个城堡。
然而，在史建看来，这件事好在建筑师并没有就此停步。他们利用世博会的契机与节点，仍然在促成美术馆公共化的实现。就在今天，大芬美术馆将有一个名为“对流・2010大芬国际当代艺术展”的展览开幕(将展至6月29日)。这次展览也是世博会深圳案例馆分会场活动，是该馆建馆以来的首次国际性当代艺术展。史建将这次活动视为政府建筑公共化的一个过程。
孟岩表示，当他看到众多的画工在美术馆的空间集体作画，看到市民在这空间里自由玩耍，看到这个展览开幕，他感受到一种“瞬间的都市性”。“我很感动，让人知道这空间是可以这样的。”他说。
4 让消极的空间产生积极的意义
“建筑是一个人与城市沟通的媒介”，大芬美术馆无疑在设计理念上是在往“媒介性”方向靠拢的案例。赖德霖将这种媒介性视为重要的视觉空间现象。那么如何结合深圳30年来的建筑与城市建设，来看中国当代的建筑问题呢？
孟建民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判断。他觉得深圳建筑30年体现出多样性、实验性、示范性这样三个特点。而从全国的建筑发展来看，最明显的特征是，千城一面。城市丧失个性，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过程。
史建对深圳的建筑进行了更微观的分析。他认为华侨城片区像个新加坡式的花园，有很好的绿化与空间，但过于奢侈，整个深圳不可能按这种模式来设计。而市民中心片区，则像个第二北京，市民大厦下通常看不到市民，没有亲和力，这是极权主义的设计。罗湖片区则有很多小的公共广场，例如都市实践在罗湖区做的一些小型的公共空间改造，他觉得是很好的例子。通过对空间的改造，让消极的空间产生积极的意义，比较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城市，很有生机，适合人生活。然而这种尝试通常会被城市化所湮灭。他举了城中村改造的例子。比如华侨城旁边的白石洲片区中的塘头村，他觉得里面空间层次很丰富，有很多自然生成的公共空间，这种自然生成的公共空间他希望能够保留下来。他觉得自己通常总是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看城市，面对城市建筑的快速更替，既欣赏又批判，处在一种亢奋的现实矛盾中。
